1973年深秋，北京西郊玉泉山的书房灯火通明，邓小平把一套刚刚辗转送到的《射雕英雄传》摊在桌上，翻了几页后合上书，叹了一句：“写得痛快。”那天起，他成了金庸的老读者。八年后，两人终于面对面，缘起就在这盏孤灯。
1976年动乱尘埃未落，金庸在香港《明报》连发社论，质疑极端路线，抬举“务实”的名字。彼时香港报摊风声紧，“查先生小心些”成了街头暗语。金庸不退，他相信文学与良知总要有人守。
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，改革开放的闸门拉起。会场外不时能见到工作人员捧着厚厚的文件夹，夹缝里常塞着一册武侠小说，封面卷了角。据护士郭勤英回忆，邓小平夜里批完文件，总要拿书读上几页才熄灯，“故事里有股劲儿”，他这样解释。
1981年7月18日，北京的最高温超过三十七度。金庸一身深色西装，随廖承志步入人民大会堂福建厅。远远地，邓小平已站在门口，袖口卷到小臂，笑着挥手。金庸加快脚步，两人相握。廊灯下，影子并肩。
短暂寒暄后，两人落座。邓小平先聊起六中全会新通过的《历史问题决议》，坦言十年动乱“把一代人的光阴捆住”，语气平静，却听得出重量。金庸点头，记下要害字句。
谈到这里，金庸抛出心中疑问：“您完全可以担任国家主席，为何推辞？”一句话让屋内空气凝住。邓小平抬手摆摆：“牌位已够高，再往上挪，人会被名头压住。年纪摆那，八小时工作已极限，留点力气办事，比坐那个位置更值。”寥寥数语，朴素直接。
金庸沉默片刻，随即笑了。多年写武侠，他最佩服的正是“不恋王座”的人物，这番回答与笔下侠骨暗合。随行人员轻轻呼气，气氛重新松快。邓小平又补了一句：“要让政策跑得久，关键是接力的人，不是职位。”这句后来成为不少研究者引用的经典谈话。
接着两人谈到青年教育。邓小平说，恢复高考不过起点，关键是“别再给孩子贴阶级标签。”金庸附和，并提议多办文化交流，“书生走动，误会就少。”邓小平连声称好，吩咐身边工作人员记录。
会谈结束，邓小平提议合影。迎客松画前快门声响起，闪光灯留下瞬间。临别，他握着金庸的手：“常回来走走，江湖也需要你。”金庸答：“一定。”两句对话，后来在香港茶楼被反复提起。
当天夜里，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播出两人会面画面。港澳的电视机前，观众静默后爆出掌声。几周后，金庸寄上一套签名全集，大陆出版社很快取得正式出版权。武侠书摊瞬间排起长队，许多读者第一次知道郭靖、杨过的名字。
1982年起，中英就香港问题展开数轮谈判，商界一度人心浮动。金庸再次挥笔，在《明报》写下“母亲不会难为孩子”八个字，简短却稳住了不少离港的船票。北京方面同样留意到这篇文章，认定文化感召比官方声明更直抵人心。
1997年，香港回归在即，金庸受邀参加大会堂庆祝酒会。席间有人提及当年邓小平“不当主席”之语，金庸举杯：“那是侠者的选择，不做至尊，也能定乾坤。”众人静默，杯中酒色映出灯光，像极了多年前福建厅墙上的那幅迎客松。
翌年初春，人民大会堂门口花团簇拥，已步入晚年的金庸再度访京。站在同一条长廊，他抬头望向屋檐，仿佛还能听到那句笑谈：“名气有了，再多也是累赘。”短短一句，把官场权衡揉进市井幽默，也把一位老人的胸襟摊在光下。
回到香港后，他在专栏写下几行小字：人生最难得的是放下，国家最可贵的是前行。文章不长，却被无数读者剪下珍存。岁月流逝，武侠江湖仍在，却少了那位挽袖迎客的老人。金庸未再多言，书页翻动声替他道尽敬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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